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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民工之地产编辑 、策划人。侵淫媒体、IT、地产、商业、旅游、传播行业多年,均略懂一二,文字,或感性,或八股,或洋气,或凛然,皆由心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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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:台湾首富对抗中国媒体谁赢谁输?  

2006-09-01 02:46:39|  分类: 财经说法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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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作为一名曾经在新闻行业摸爬滚打几年的记者,关注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鸿富锦精密工业控告上海记者一事,自然不以为过,也自以为有话可说。
一、事件回顾:

    1、2006年6月15日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刊发上海记者王佑报道《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:机器罚你站12小时》一文。 

    2、6月22日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再次刊发王佑报道《富士康离职女工:连续作业12小时已是家常便饭》一文。

    3、8月26日,《新京报》披露,因被媒体报道非法用工,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鸿富锦精密工业(深圳)有限公司,以名誉侵权为由,(避开《第一财经日报》)起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王佑、翁宝,共索赔3000万元。本周早些时候,被推上被告席的两名当事人向《新京报》披露此事,并称其资产已从7月13日被冻结。

    4、富士康属于台湾鸿海集团,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是台湾巨富。鸿海集团旗下企业不起诉报社,而挑选记者与编辑为对手,被抨击为“仗势压人”。据《早报网》消息,8月31日上午,沉默多天的鸿海集团首度开腔,发表公开说明暗指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“践踏新闻自由旗帜与精神”。

    5、相隔不久,这起诉讼案出现戏剧性的转折,富士康的上属公司鸿海集团8月31日深夜突然宣布,将索赔数额改为象征性的人民币1元(约0.20新元),但坚持采取司法途径解决,控告对象扩及《第一财经日报》。

    6、向记者天价索赔事件发生后,国内媒体以《财经》、《新京报》《经济观察报》等为首,竞相力挺“被告记者”。《财经》网站指责:深圳中院未及时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人,且迅速冻结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王佑和编辑翁宝及其妻子的私人财产,涉嫌职务侵权和滥用司法权。并认为:“我们只能指出,这种诉讼行为的目的不是维权,而是侵权;是一种以诉讼、查封财产为恐吓手段,从生存上骚扰乃至侵害、重创个人,企图以此封杀新闻媒体的恶诉。”而《经济观察报》社长何力则表示:“这与其说是法律诉讼不如称之为威胁,是对所有新闻记者的威胁。”


   7、与此同时,北京时间8月30日消息,据ipodobserver网站道,“记者无国界(ReportersWithout Borders)”组织近日致信苹果CEO史蒂夫·乔布斯(SteveJobs),希望他能说服iPod代工厂商富士康,撤回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两名记者的诉讼。由此,富士康控告上海记者一事,演变为中国大陆媒体,乃至国际新闻从业者对舆论监督权的一次集体维权。
 
二、台湾首富惹中国媒体众怒必输
   
   可以称得上2006年中国十大新闻事件之一的台湾首富对抗中国媒体一案,将是谁赢谁输?

   1、据《早报网》消息披露,鸿海集团在台湾素有“好诉讼”之名。2004年,该集团曾起诉《工商时报》记者旷文琪,当时也是向法院申请冻结记者名下资产与薪资。该案历时八个月,后经第三者协调控辩双方才达成和解。然而,事件已对旷文琪的生活与精神造成很大打击。

  2、这一次,国内众多观察人士指出,财雄势大的富士康在中国未必能占到便宜。因为在中国媒体走向市场化以后,调查性报道已成为几乎所有大报杂志的特点,记者作为社会调查者的定位也普遍受到公众认可。在这一背景下,当法院正式审判结记者与企业间的诉讼案时,多少要顾及舆论压力。

  3、在评论这一事件时,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受访时说:“这件事的严重性在于,富士康不是向几个记者索赔,而是对社会知情权的挑战。想封住记者的嘴,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。”

  喻国明也认为,媒体不是权力机关,即使媒体在报道中出现细节失误,如果愿意做相应的进一步报道,就不该承担民事责任或赔偿责任。他说:“富士康要在中国打这样官司,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打胜的,不然的话就太恶劣了。”
 
三、富士康只要“仁慈”一点就赢了
 
   做过几年IT记者,唱过几年颂歌,也写过不少负面报道。几次差点和报道主体闹上法庭,也受过不少恐吓。但也因为年轻无牵无挂,未曾过于放在心上。

   即算从媒体出来,仍有很多朋友身处新闻前沿。干着“偷偷摸摸”的“勾当”。一个跟石油线的兄弟,就是经常到处飞,像狗仔队一样跟着石油行业的精英跑,想方设法混进其内部会议,去捞取第一手新闻素材,才有披露某石油巨头“千亿秀”的报道。

   可以说,不甘于红包报道、不甘于八股传话筒,而选择勇于写调查性、揭露性报道的记者,是危险的。但在这个记者只是“新闻民工”的年代,谁来保护他们的报道持续、甚至人身安全?

   如果敢于视金钱如粪土的台湾首富一开始绕过《第一财经日报》,只是向王佑他们索赔3万元或者30万元,有深圳市中院迅速冻结被告个人财产的可贵“响应”,这一案件的状况会否让中国媒体觉得无关紧要、集体失声直至王佑他们物质、精神皆失,从而让其它媒体望富士康而胆怯得只知道“违心”表扬了?

   从媒体行业出来,深有感触,在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情况下,国内很多媒体并不一定是敢于直面惨淡世间的记者的坚定保护伞。

   只是台湾首富的3000万天价索赔自己把事情搞大了,不是杀鸡骇猴,而想宰草除根,才惹发了中国媒体的“众怒”,才偷鸡不成蚀把米,“回归”出只索赔1元的“仁慈心肠”。

   可惜富士康“给鸡拜年”方式来晚了,否则,王佑他们就会像《工商时报》的旷文祺一样,也得不到这么多的媒体支持,就只能成为富士康刀俎上的鱼肉,任它“牛刀一试”。

   所以说,弱势的新闻民工,在大多情况下是玩不过某个首富的,更不要说台湾首富郭台铭先生。若是这样,这一事件,谁赢谁输的结局必然改写。籍此,我们又能看到什么?我们又希望台湾首富的这一晕招造成的破坏力,给国内新闻民工们的权力和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转变?(刘佰忠评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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